赵植书传入阿拉伯半岛的影响（造纸科学与技术(2)

社会对纸张的普遍使用，有力地促进了书籍文献资料的激增和科学

文化的传播。反之，科学文化和图书事业的发展又要求造出更多更好的纸。在雕版印刷术未发明以前，古代书籍都是写本卷子形式。晋初官府藏书即以万卷计，据魏秘书监荀勗(？—公元289年)所编内府藏书目录，所收四部图书近三万卷。至宋元嘉八年(公元431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已载6.4万卷。私人藏书也逐渐多起来，晋人张华迁居时载书30车，同时代的郭泰有书5000卷。因此梁武帝(公元502—549年)时“四海之内，家有文史”，当然这些书都是用纸写成的。著述之多引起抄书之风盛行，又促进书法艺术的发展及汉字字体的变迁。在一片窄而坚硬的简牍上写字，笔锋受书写材料空间及质地所限而不能充分施展。但改用洁白平滑又柔韧受墨的大张纸上挥毫，情况就根本改观。晋代能出现像王羲之(公元321—379年)、王献之(公元344—388年)那样杰出的书法家，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纸的普遍使用。晋以后由汉隶过渡到楷隶，最后形成现在通行的楷书，草书也因而得到发展，汉字字体的变迁也因用纸而引起，因为在纸上可随心所欲地挥毫，没有任何限制。同样，在纸上作画也会收到良好的艺术效果。1964年新疆吐鲁番出土东晋时的纸本人物画(106.5厘米×47厘米)，可能由六张纸联成，是现存最早的纸本绘画。用纸绘制地图早在西汉初已开始，在晋代又获得发展，制图学的进步导致晋人裴秀(公元223—271年)“制图六体”理论的提出。可以想到，在官私藏品中除大量书籍外，还包括舆图及书法、绘画作品，因而古代将“图籍”或“图书”并称。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用纸抄写经史子集书及公私文件外，、道教的兴起也耗去大量纸。敦煌石室所出这时期经卷多为佛经。其所耗纸量可能比抄写非宗教著作还多。这时南北各地(包括少数民族地区)都建立官私纸坊，就地取材造纸。北方以长安(今西安)、洛阳、山西、山东、河北等地为中心，生产麻纸、楮皮纸、桑皮纸。东晋南渡后，江南也发展了造纸生产，今浙江绍兴、安徽南部、建业(今南京)、扬州、广州等地成了南方造纸中心，纸种与北方同。但浙江嵊县剡〔shan善〕溪沿岸又成为藤纸中心。由于纸工在生产中积累了先进经验，结果名纸屡现。除左伯纸外，张永纸也名重一时。张永为南朝刘宋(公元420—479年)时人，他造的纸为宫廷御用纸所不及。除本色纸外，还生产各种色纸，除使用单一原料外，有时还将树皮纤维与麻纤维原料混合制浆造纸。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有一篇介绍种楮，书中写道：“煮剥卖(树)皮者，虽劳而利大。(若)自能造纸，其利又多。”这反映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种楮造纸的情况。1972年新疆阿斯塔那出土高昌建昌四年(公元558年)墓葬中的《孝经》一卷，其背面补缝用纸即皮纸。1973年敦煌千佛洞土地庙出土北魏兴安三年(公元454年)写《大悲如来告疏》用纸亦为楮纸。但现存魏晋南北朝纸本文物中，据我们检验绝大多数仍是麻纸。

古书还提到晋代有一种侧理纸或苔纸。据后秦人王嘉《拾遗记》称，西晋学者张华《博物志》书成，武帝赐侧理纸万张。据说此纸乃南方人以水苔造，呈青绿色，又名苔纸。又因此纸上有纵侧纹理，而水苔又名陟厘，再讹为侧理，更名侧理纸。我们的模拟实验证明，用水苔不能造出纸，有一种莎草科的苔虽可造纸，但不是水苔。因而这种纸可能仍以麻纤维为原料，在纸浆中掺入少量鲜水苔，抄成纸后表面呈纵横斜侧的青绿色纹理。如用发菜代替水苔，则纹理呈黑色，即所谓发笺。因此所谓侧理纸或苔纸实际上是一种艺术加工纸，其由来久远。后来朝鲜李朝(公元1392—1910年)造高丽苔纸或发笺，即根据晋代时发展的这种技术制成。这种技术启发了后来欧洲及日本国造出一系列具有不同彩色添加剂的艺术加工纸。为了改善纸的性能，晋代已有施胶技术，早期施胶剂是植物淀粉剂，或刷在纸面上，或掺入纸浆中。这样处理可使纸增加对水透过性的阻挠能力，将纤维间毛细孔阻死，或改善纸浆悬浮性。先前西方人认为施胶技术是唐代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开始的，后来日本学者认为始于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但我在1964年的实物化验证明，西凉建初十二年(公元416年)写本《律藏初分》纸即用纸内施胶术处理过，这相当于东晋，看来施胶技术可溯至魏晋。因为后秦白雀元年(公元384年)墓葬物清单用纸表面施以淀粉剂，再经磨光，这是迄今年代最早的施胶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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