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植书传入阿拉伯半岛的影响（造纸科学与技术(3)

汉代纸一般较厚重，而魏晋南北朝纸比汉纸稍薄，且有明显的帘纹。从技术上看，晋南北朝时是用类似现今传统抄纸的活动帘床纸模抄造的。这类模具由竹帘及木床架两部分构成，再用两根边柱使二者紧贴在一起，可合可拆。将二者合起时放纸浆中捞纸，滤水后将竹帘取下并将其上的湿纸置于木板上；再将二者合起重行捞纸，取下竹帘并将湿纸置于上次抄出的湿纸上；如此重复，最后将叠在一起的湿纸压榨去水，再行干燥。这种可拆卸的抄纸器的优越性在于用同一模具可连续抄造出千万张纸，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设备利用率，捞出的纸紧薄而匀细。活动帘床抄纸器起于何时，只能从出土实物中作出判断，至迟在魏晋时已普遍使用，看来是在汉代抄纸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抄纸器在此后1000多年间通行于全世界。魏晋南北朝时的纸帘用较粗(每根粗2毫米)竹条编成，北方有时用芨芨草杆代替竹条。抄纸器形状及大小与所要抄造的纸一样。北宋人苏易简(公元958—996年)《文房四谱·纸谱》云：“晋令诸作纸，大纸〔广〕一尺三分，长一尺八分。小纸广九寸五分，长一尺四寸。”换算后，晋代大纸为31.3厘米×43.4厘米，小纸22.9厘米×33.7厘米。但我们对出土实物测量后所得尺寸比苏易简所述略有差异。1977年新疆出土公元384年的一张完整纸，幅面为23.4厘米×35.6厘米。这是晋代时的小纸，但仍比汉纸为大。我对几十种纸样实测后，得出的结果如下表所示：从上述数据可以知道魏晋南北朝时纸及抄纸器多为长方形，很少见有后世的大幅纸，这种抄纸器由一人操作。由于纸幅较小，多用于书写，而作画则用大幅纸，故画家这时仍以缣帛为创作材料。魏晋南北朝时对纸的加工技术也有发展，较重要一项成就是表面涂布技术。这种技术是将白色矿物细粉用胶粘剂均匀涂刷在纸面，再以石砑〔ya亚〕光。这样既可增加纸表的白度、平滑度，又可减少透光度，使纸表紧密，吸墨性好。这种技术在欧洲是由英国人卡明斯(GeorgeCummings)于1764年首次使用的，将铅白、石膏、石灰及水混合后涂刷于纸上。但研究造纸技术的美国学者亨特(DardHunter)相信“此方法为人首先使用”。从何时发展涂布技术的呢？20世纪初奥地利科学家威斯纳(JuliusWisner)对新疆出土南北朝纸化验后发现在5—6世纪时已将石膏涂布于纸表。1973年我化验新疆出土前凉建兴三十六年(公元348年)文书纸及东晋写本《三国志·孙权传》用纸时发现都是表面涂布纸，于是我们将这种技术又上溯到4世纪，比欧洲早了1400多年。常用的白色矿物粉有白垩土、石膏、滑石粉、石灰，后来又用瓷土或高岭土等。涂布方法是将白粉碾细，放入水中成悬浮液，再与淀粉、水共煮(亦可用胶水)，用排笔涂施于纸上，因为有刷痕，干燥后还要砑光。这类纸在显微镜下观察，在纤维间有清晰可见的矿物粉晶粒。一般情况下，如果纸只一面书写，则作单面涂布，而背面仍是原纸。

对纸张加工的另一技艺是染色。除增添纸的外观美外，有时还有改善纸性能的实际效果。最常用的色纸是染黄纸，早在汉代就已开始。二世纪的刘熙在《释名》中将“潢”字解释为染纸。魏晋南北朝发展了染潢技术，当时有两种，或者先写后潢，或先潢后写。西晋人陆云《陆士龙集》卷八中收有他给哥哥陆机(公元261—303年)的一封信，其中说：“前集兄文为十二卷，适讫十一(刚完成11卷)，当潢之。”这是先写后潢。《晋书·刘卞传》载刘汴至洛阳太学应试儒家经典，官吏令他写黄纸一鹿车。卞曰：“刘卞非为人写黄纸者也。”这是先潢后写。黄纸广泛在公私场合使用，尤其宗教信徒抄写佛经、道教经典多以黄纸。染黄所用的染料用芸香科落叶乔木黄柏(古时叫黄檗)皮。东汉炼丹家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中有“若檗染为黄兮，似蓝成绿组”之句。东晋炼丹家葛洪的《抱朴子》中也提到黄檗染纸。所产黄柏有川黄柏及关黄柏，其干皮呈黄色，味苦，气微香。经化学分析内含生物碱，主要是小柏碱。这种生物碱既是染料，又有驱虫防蛀作用。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也爱用黄纸写字。用黄纸著书的风习至南北朝时仍继续流行。用这种黄纸书写有下列考虑：(1)此纸能驱虫防蛀，延长书的寿命，又有书香之气。(2)黄色不刺眼，可长时间阅读而不伤目。如有笔误，可用雌黄(As2S3)涂后再写，便于校勘。所谓“信笔雌黄”即由此而来。(3)黄色表示庄重，典雅，是五色中的正色。在敦煌石室写经中有不少这类实物。除黄纸外，还生产其他各种色纸。《初学记》卷二十一引应德詹《桓玄伪事》称：“〔桓〕玄令平准作青、赤、缥、绿、桃花纸，使极精，令速作之。”又《邺中记》云：“诏书以五色纸，著凤雏口中。”这里提到的色纸有青、赤、缥、绿、桃花等色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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